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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在条件成熟时在全国人大设立地位高、权力大且具有违宪裁判功能的宪法监督委员会，更有效地行使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施宪的职权。

根由就在于：这不是一个普通法国家，宪法文本中的既定权力结构是中国宪法的真实存在，而非虚置，最高院的失败尝试本身就证明了中国司法从职业天命观出发的宪法想象无法获得中国宪法内部任何决定性政治力量或法律传统的支持，证明了法官眼中的中国宪法遭遇到了另外一种中国宪法——政治宪法，还证明了宪法的法律性和直接依托普通法院的宪法司法化无法承载中国宪法的整体生命。但中国宪法的复杂性在于其建立了二元的合法性论证系统，第二个系统规定在宪法总纲第二条的政体条款之中，其制度化表述是人民代表大会制。

本文意义上的政治宪法学是宪法学而非政治学的核心理据在于以人民主权之宪法实现为根本目标，坚持以更加科学与彻底的学术态度完整对待中国宪法文本，侧重解释和建构中国宪法文本内部的政治宪法结构，归结出人民主权在中国宪法上的实践形式，评估相关实践形式的现状、效果与制度理性，探索推进相关实践形式的制度优化路径。中国近几年宪政发展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人大立法和政府行政日益重视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在中央和地方呈现出对于参与式治理的高度共识和相应的制度供给行为，这正是对中国宪法文本中之政治宪法原则的回应，具体而言是对非代表制的参与民主制的回应。因此，在宪法的政治理性与宪政动力学的意义上，我们除了依据比较宪法的教义学暗示展开以基本权利为中心的、沙盘推演式的规范宪法学学理性建构与技术性储备之外，还应从政治自觉与实践理性的角度瞄准作为中国宪政转型之真实瓶颈的政治宪法结构，在转型宪政的真实语境中严肃探讨一种中国宪政演进的政治宪政主义路径。二则，八二宪法的根本精神在于其政治宪法结构而非基本权利体系，前者对后者的正当性基础、优先顺序与落实方案有着严格的限定，不可能经由宪法的司法化或基本权利的教义化而直接实现中国宪政的成熟转型。对宪法结构的解释存在不同的理论模式：法条主义者通常会采取法官的视角，以限制权力和保障权利作为紧缩而简明的宪法解释目的论结构，对于宪法中的政治原则通常存而不论。

政治宪法学视角下的政治宪法结构理论就产生于对当下中国宪法理论与制度困境的积极反思之中。宪法司法化论断有如下预设：（1）宪法实施=司法审查，不适宜司法审查的宪法规范不宜作为宪法规范。经验证明，改革开放同发展和稳定的实现相统一：发展是硬道理，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1999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第13条宪法修正案：在总纲中又增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30年来，我国已建立有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既保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又保证了少数民族权利的实现。在82宪法颁布实施30周年之际，本刊与著名宪法学家许崇德进行了一次访谈。1980——1982年期间，作为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成员，参与现行宪法的草拟。

又规定：政治协商会议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今后仍将进一步发挥它的重要作用。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另外，根据宪法第31条，我国已于1997年和1999年先后成立了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确立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1988年，第一个宪法修正案增加了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的规定。保持了港澳的稳定繁荣，港澳的回归对台湾有深远的影响。

(2)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由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战火中创造出来，是保证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最适宜的根本政治制度。经过30年非同寻常的经济发展之后，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主要大国。以人为本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004年，第四个修正案通过，人权入宪成为最大亮点。

(4)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中央统一领导下，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建立民族自治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使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内部地方性事务的权利。这个体系的形成使我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实现了有法可依，从而夯实了立国兴邦、长治久安的法制根基。

以宪法为统帅，2012年3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修改《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该法的总则。宪法具体规定了公民享有广泛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2004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第24条宪法修正案，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增写进宪法，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有利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人权事业的发展，亦有利于我们在国际人权事业中合作交流。宪法把党的基本路线法律化为国家总任务理论周刊：现行宪法公布实施30周年的历程，也是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过程，宪法是如何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顺利进行的？许崇德：党的基本路线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形成，最终由党的十三大完成其精确表述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参与者和见证人。30年来，统一战线日益巩固，政治协商会议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的斗争中，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许崇德，我国著名宪法学家。如何认识宪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统帅作用？许崇德：1982年公布宪法时，在序言中规定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等内容，被写入宪法。宪法以市场经济取代了过去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辉煌成就。

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于1982年12月4日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即现行宪法。(3)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共对各民主党派的基本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据此，现行宪法规定：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

邓小平说过，基本路线一百年都不动摇。这个豪迈的宣告，代表了全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激励着全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高歌猛进。

(5)基层群众性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组成部分。遵循宪法的规定，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各方面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2010年形成了立足中国国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法律为主干，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由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法律部门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未来必须在宪法指引下，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增加和谐因素，提高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使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宪法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理论周刊：作为根本大法，宪法除在规定上述我国的国体、政体、国家的基本国策等外，还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现行宪法公布以来的30年是中国人民为实现这条基本路线而努力奋斗的30年，是改革开放逐步深化的30年。可以说，30年来，82宪法为保障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和长治久安提供了法制基础。

1985年、1988年，受全国人大常委会两度任命，担任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特别行政区制度遵循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澳)人治港(澳)的方针建立。

接着，经过1999年、2004年的修正，现行宪法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完美地法律化为国家根本任务，即：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些要求极具现实性和前瞻性

（二）保护风俗习惯我国当代法律、行政法规中习惯的另外一个重要调整领域就是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强调了对于风俗习惯的尊重和保护。经统计，在梳理出的条文中，参照式、尊重式和保护式的准用方式分别出现了35次、25次和9次。[8]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学者苏力教授所进行的研究是基于1998年3月所有现行有效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以及重要的司法规范性解释。与通行习惯背离的规则，最终败下阵来的往往是法，而非通行的习惯。

但大陆法系中亦有通过立法认可习惯可以排除制定法适用的立法例，如《日本民法典》第92条：在存在与法律中无关公共秩序之规定有异之习惯，且认为法律行为的当事人有受此习惯拘束的意思时，从习惯。[18] 一般来说，习惯作为补充性法源的立法例在大陆法系颇为常见，如《瑞士民法典》、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条之规定。

虽然本文已近尾声，但笔者相信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中习惯的研究并不会止于此。[20]这种思路使立法重视法律条文本身的严密性、法律条文之间的自洽性以及通过制定法调整社会生活的理念。

有4部行政法规（4个条文）使用了习惯这一表述。这一过程蕴含着立法理念上的转变，在事实上增强了法律的权威和有效性。